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成为多地部署2021年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积极谋划数字经济将为各地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与新挑战？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和动力源泉。经济日报记者梳理2021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发现，多地将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作为部署“十四五”时期及2021年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积极谋划数字经济将为各地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与新挑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培育数字产业优势

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多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北京市提出，推广应用千兆固网、IPv6，新增5G基站6000个，建设基于区块链的可信数字基础设施等；辽宁省提出，新建5G基站2.5万个，拓展应用域名根镜像服务器，建设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和规模化数据中心；广东省提出，巩固数字产业发展优势，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发展壮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将直接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为很多企业的数字化应用研发提供条件。

“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带动关联产业链上下游，包括相关设备、移动终端等研发和生产，促进有效投资扩大。”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数字化转型研究室主任高婴劢建议，各地要积极制定投资计划，结合本地技术优势和产业基础，充分考虑地方财政实际，明确“新基建”投资重点和次序。对于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数字基建”，包括能源互联网、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等，应由政府主导推进；对于涉及高新技术和专门领域的“数字基建”，如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应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政府则重点做好营造环境和政策引导工作。

培植数字产业优势离不开关键技术支撑。多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聚焦高端芯片、高端工业软件、智能终端等重要领域，强化技术攻关，增强自主可控能力。

“我国数字技术发展拥有海量的数据资源规模与广阔的市场优势，但也要看到发展过程面临的诸多挑战。”高婴劢分析，一是高度依赖基于国外技术和产品的二次开发和集成应用，缺乏对底层核心技术的主导权，关键领域基础技术、原创技术供给不足。二是数字技术对其他行业领域赋能、赋值的部分缺乏评价依据，对“软性”服务缺乏统一的成本度量方法和标准，数字技术融合应用服务产业化规模化较难。三是人才培养缺乏跨领域融合、产教融合等手段，面向新兴数字技术的体系化教育尚未建立，领军型、复合型和高技能人才紧缺。

对此，高婴劢建议各地要聚焦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命脉的数字产业，如高端芯片、操作系统、高端数控装备等，实施全国统筹和相对集中布局，结合地区优势推进产业链协同建设和供应链有效配置，避免各地全产业链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入。

加快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发展数字经济重点在于加快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不断深化，取得系列成效。但也应看到，路径不明晰、应用不广泛、基础不牢固、生态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制约着各地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升级。

针对这些“痛点”的解决措施，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有所体现。江苏省提出，培育一批数据中心产业示范基地、工业大数据应用示范项目，建设一批智能车间、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上海市提出，聚焦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着力培育新生代互联网产业集群；四川省提出，创建国家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这些举措表明，各地正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结合当地产业发展现状，持续完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互联网研究室副主任宋颖昌表示，各地应制定数字化转型细化工作方案和配套政策，形成差异化转型发展路线图，为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指引。

盘和林认为，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诉求不同，就制造业企业转型而言，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普适性的工业互联网，那么企业转型或许会变得简单很多，这也正是各地提出“示范园区”“标杆工厂”的意义所在。

记者梳理发现，“实施企业‘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在多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均被提及。如何加快企业“上云用云”步伐？宋颖昌建议，一方面要加快区域级、行业级等特色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打造相互嵌套、集成创新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另一方面，要推广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创新解决方案和一批高价值工业APP，通过消费券等形式引导中小企业加快重点设备和核心业务上云，加快打造数字化转型发展高地。

引领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潜能充分释放。作为支撑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新增长点，数字经济短期内是平抑疫情风险的“压舱石”，中长期来看，能够推动以要素共融、资源共享、价值共创为核心的应用场景创新走向深入，引爆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增长极。

高婴劢分析，从消费看，数字技术对传统产品进行技术增值和内容增值，非接触式新型消费、定制化生产等多种消费场景持续创新，在进一步扩大和升级消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就业看，基于平台的“零工经济”正在重组经济社会运行的“细胞”，网络运营、创客工场、开源社区等围绕个人创业创新的场景应用不断涌现，造就了一批以网络客服、外卖骑手等为代表的新兴就业者，创造了自我就业、灵活用工、多点执业等就业新空间。

正是看好新模式新业态带来的红利，各地纷纷布局。浙江省提出，深入实施数字生活新服务行动，推动健康、养老、育幼、文化等业态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上海市提出，加快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文旅场馆智慧化升级。

“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往往‘新旧交织、破立并存’，传统业态按区域、按行业管理政策难以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新特征，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策。”高婴劢建议，引入“监管沙盒”机制，确保数字经济新业态领域的创新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及交付机制风险可控。在互联网金融、平台经济等发展较快且存在较高风险点的领域探索设立“安全空间”，允许企业在许可范围内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