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对应着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转变——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维度。

我国“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对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营造良好数字生态作出明确部署。政府工作报告也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并强调“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

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7.8%，到2025年预计将达10%；在上海，这一数据已在2021年超过12%。数字技术变革，最终是为了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而实现这一目标，还需在广度、深度和温度上做文章。

提升存量：推动产业数字化

“从‘十四五’开始，上海有一个重要的转型任务，就是实现数字化转型，具体来说需要走好两条路：第一条路是推动‘产业数字化’，第二条路是拓展‘数字产业化’。”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兆安说。

具体而言，前者通过数字技术为产业赋能，支撑传统行业开启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后者将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演化为一批在线新经济产业。两条路相互依存、并进，将促进数字经济跨前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要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2021年我国企业研发经费增长155%，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正加速融合。

全国人大代表陈晶莹特别关注数字贸易对传统中小企业的升级带动作用。“数字技术推动中小企业开展跨境贸易，有利于其开拓市场，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保障了企业的就业和展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实际转型中，很多中小企业虽然‘船小’，但‘掉头’却不易。”陈晶莹说，传统企业对数字化的新业态不了解，为规避风险，经常举棋不定。尤其是中小企业获取数据的能力不足，在数字交易中谈判能力较弱。

代表委员们建议，加强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数据共享和数据服务，打造覆盖全行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引力场”。

“算力是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相关产业的结构和布局还处于初级阶段。”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陈力认为，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注重强化基础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新型算力网络格局。

“推进产业数字化，除了基础设施全覆盖以外，行业的覆盖面也要广。”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副首席执行官蒋颖建议，可以考虑优先推进智能制造、服务业、农业等先导产业的数字化，再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流程再造，逐步带动其他产业升级，吸引更多企业转型加入数字经济生态圈。

创造增量：拓展数字产业化

当前，以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推进，催生了直播、电商、移动视频、社交网络等在线新经济形态出现，文化、教育、旅游、医疗等各行各业也涌现出了数字化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模块。

截至目前，上海网络文学市场份额占全国90%，优选买菜占80%，本地生活服务占70%，第三方支付占60%。2021年，上海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12%，互联网业务收入在4000亿元左右，增速达30%以上。数字经济迸发出新动能，不仅带动原有的存量经济变成增量经济，同时数字产业化自身也产生了一部分增量经济，形成存量经济和增量经济“两手抓，两手硬”的发展态势。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数字产业化要做深，需要有创新的实验场景，更要充分开掘数据这个当下极为重要的生产资料。

“拓展数字产业化，还要深度挖掘数据要素市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说，“数据要素市场既具有一般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又具有跨时空、海量高频、多主体等新特征，必须要以‘全国市场+地方市场’统分结合进行总体规划。”他建议，全国范围遴选大区交易所作为核心节点，规范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信息权益和数据安全保护等基本规则。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张英认为，可以依托上海、北京等地，打造国家级数据交易所，形成统一的数据流通交易基础制度和操作规则，建立健全数据交易市场秩序，加快构建全国互通的数据交易基础平台网络。

把握变量：应用场景多元化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数字经济治理，要更好地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技术的发展最终要造福于民，这是上海数字化治理的内涵和价值。

在谈到数字化应用时，一些代表委员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词——“场景”。数字化治理是深度依赖场景而生的。蒋颖委员在一份提案中指出，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有三个发展阶段，即从线下变为线上的“电子政务”阶段，将线上流程打通的“一网通办”阶段，以及当前正在进入的“数字政府”阶段。“数字政府要以公民和企业的生产生活场景为基础，不断挖掘数据的价值和生产力，创造出惠民的场景，让数据充分‘跑’起来。”

代表委员们认为，推动数字化应用落地，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社区为有效服务单元，形成覆盖教育、医疗、生活、安全等多个场景相互交融的智慧“应用场”。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指出，新冠疫情防控暴露出我国疾控体系在与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数据交换、共享方面的短板。他建议加快我国疾控体系数字化转型，接入公安、工信、交通等数据，加快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和应急指挥调度能力；将公共卫生信息全面融入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和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促进临床诊疗和公共卫生数据整合应用，构建全民健康信息管理平台。

在社会救助领域，融合与共享也让数字治理发挥出更大效能。近日，一位离家27年的残障流浪者在上海公安和社会组织的帮助下找回了远在安徽霍邱的家人，背后正是多地的生物信息大数据比对系统在发挥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学院副院长曹阿民建议，通过大数据的深度应用开发，融合现有多级“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平台功能，加强公安、民政等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来提升救助寻亲效率。

“在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保障公民基础性数据安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名誉会长谈剑锋提出，针对生物特征数据管控、医疗健康数据管理等，国家应该成立专门机构统一管控基础性数据，优先收储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数据等具有唯一性、不可再生性的数据，按需提供数据应用，严格审计，从源头防范滥采滥用，降低公众忧虑。

城市的核心是人。“打造智慧城市，归根结底要为人民美好生活和福祉服务，因此数字化的应用要亲民，要具有贴近性。”陈力代表认为，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还应持续深化数字服务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减少技术、设备、观念上的“数字鸿沟”，让看似冰冷的数据和技术为百姓提供更有温度的生活。